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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地理辅导--侯仁之:开拓历史地理研究新领域 指导城市规划

2018-12-08 20:20http://www.baidu.com四川成人高考网

  辛亥革命的硝烟未尽之时,在燕赵大地的枣强县,侯仁之降临世间。今年霜降的前一日,他在北京驾鹤西去。102年人生,他跨越世纪,经历中国的大变革时期,走过起伏跌宕的爱国人生路;他就读于美国创办的教会大学,游学英伦,回国任教,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砥砺同行;他钟情于历史地理,学贯中西,文理通融,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。

  1931年“九·一八事变”时,侯仁之在通州潞河中学度过了中学的最后一年。毕业前夕,父亲想让他学医,受顾颉刚《敬告今日青年》一文的影响,侯仁之想回原籍教小学,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。此时,校长陈昌佑建议他:到燕京大学接受顾颉刚的熏陶。弟弟侯硕之也说:“学医可以为人治病,学历史可以为社会治病。”这样,侯仁之选择了燕京大学,1932年开始学习历史专业,后来留校成为顾颉刚的研究生。“卢沟桥事变”后,北平沦陷,顾颉刚南下,侯仁之转为洪业的研究生。

  在燕京大学,侯仁之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,也踏上了终生从事的研究之路,更重要的是,在这里他接受的精神上的指引。他说,顾颉刚、洪业的教导,明清之际的几位古代地理学家如徐霞客、顾炎武和陈潢等,都给他带来了心灵震撼。他很尊崇顾炎武,认为“顾炎武是一手握笔一手执剑的人”。

  侯仁之说,顾炎武终生都在战斗。当日军逼近北平的时候,侯仁之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硕士论文《续〈天下郡国利病书〉山东之部》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是顾炎武的著作。听到日军的铁蹄声,侯仁之用他拿笔的手,也抄起了剑。

  “卢沟桥事变”后,日本宪兵队进驻西苑,燕京大学组织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。美籍教授夏仁德做主席,侯仁之做副主席。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组织把学生送到抗日根据地或大后方去。他们送出的燕大学生中,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做了北京市副市长,有的做了驻联合国代表。

  1941年12月8日,太平洋战争爆发,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,20余名师生被捕,侯仁之是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。他们被押往日本宪兵队总部,关在北大红楼的地下室。侯仁之记得,阴森森的地下室,透过窗户栏杆照进来些许日光,上面不时传来日本宪兵来回的走动声。次年6月,军事法庭判侯仁之徒刑一年,缓刑三年。罪名是:“以心传心,抗日反日”。

  出狱后,为了不让保人受到连累,侯仁之留在了京津地区。导师洪业教授告诉他,拿起笔,做学问。他做学问也不得安宁,日本人时时来监视,经常有穿便衣或穿西装的日本人上门来盘问。汉奸也来拉拢,邀他到敌伪的研究机构供职。后来,侯仁之找到了一个地方——天津工商学院,那是法国天主教的大学。侯仁之以新工作做挡箭牌,做起了研究。这期间,他写完了《北京金水河考》和《天津聚落的起源》。

  抗战胜利后,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。1946年,他被派往利物浦大学留学。英国三年学业结束时,新中国要成立了。侯仁之异常兴奋,他是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,忙着动员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。在新华社驻香港机构的安排下,侯仁之回到了北京,时间是1949年9月29日。两天后,他和夏仁德教授一起去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庆典游行。当晚,学校安排他在燕京大学贝公楼礼堂给全校学生做报告,讲述他当天的感受。“一个大灯照着我,气氛很热烈,永远难忘啊。”侯仁之说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鼓舞着侯仁之,他思考着自己的学科如何为新中国建设服务。50年代,他参加了梁思成的北京市规划小组,60年代,他参加了六省区治沙会议后,把研究伸向了沙漠。

  其间,1952年,全国高校院系调整,燕京大学部分学科并入北京大学,北京大学迁到燕园,侯仁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。

  正当侯仁之的学术一片坦途的时候,“文革”开始了。批判“三家村”时,侯仁之被卷了进去。因为吴晗曾经编过一套历史小丛书,侯仁之撰写了丛书中的一本传记——《徐霞客》。侯仁之后来谈起这段往事,依然会高声笑谈,似乎对那场闹剧没有了怨恨。可是,季羡林的生动记录,今天读来,依然让人不寒而栗:

  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神嚎地喊出周一良、侯仁之、季羡林的名字,连成了一串,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。有一次,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,我们三个都是“陪斗”。我们被赶进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,像达摩老祖一样,面壁而立。我忽然听到几声巴掌打脸或脊梁的声音,清脆“悦”耳,是从周一良和侯仁之身上传过来的。我想,下面该轮到我了。我肃穆恭候,然而巴掌竟没有打过来,我顿时颇有“失望”之感。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:“把侯仁之、周一良、季羡林押上来!”我们就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,口号声震天动地。

  最后,侯仁之背负“三家村干将”的罪名,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。鲤鱼洲的五七干校,在“文革”期间耗去了大批北大人的学术青春。

  自1969年夏天开始,58岁的侯仁之接受了两年的劳动改造。在鲤鱼洲,筑堤抗洪,挑砖头、背水泥盖房子,插秧、育秧,打场、割稻子,他样样都干。

  对待往事,侯仁之是豁达的。他后来说,被迫到鄱阳湖劳动并不一定是坏事,艰苦的生活使他的身心更加坚强了。去鲤鱼洲时,侯仁之带了个扁担过去,返京的时候,他又带回来了。他打趣地说: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。”那个年代,纵有妙手,还要期待著文章的机会。1972年,全国恢复了部分学科如文物考古等专业的学术研究,侯仁之又迎来了一个学术的春天。他应邀展开了对邯郸、承德、淄博等城市的历史地理考察和写作。1978年科学大会后,他重返西北沙区考察。1980年,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(院士)。

  回忆起这段时光,侯仁之说:“80年代,真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,历史地理专业开始发展成长,后学渐长,又多次赴国外交流讲学,同时开始对比研究中外城市的历史地理……”他的快慰之情溢于言表,学问终于又有了用武之地。从此,他老当益壮,耕耘不辍,80多岁时还坐火车远行作学术考察,95岁时还在每天写作,乐观豁达。